按 ‘ 他山之石 ’ 分类归档

苹果的味道

        s4142090

摘自《天才在左疯子在右》,非常精彩:

 

他失踪了大约快一个月,家人找不到他,亲戚朋友找不到他,谁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等到警察撞开他家门的时候,发现他正赤身裸体的坐在地上迷惑的看着冲进来的人们。
于是,几天后,我坐在了他的面前。
……
他:“知道他们觉得我有病的时候,我快笑死了。”
我:“……”
他:“这个的确是我不好,我只说出差一周,但是没回过神,一个月……”
我:“你自己在家都干嘛了?”
他狡黠的笑着:“如果我说我什么都没干,你信吗?”
我:“你是真的什么都没干吗?”
他想了想:“看上去是。”
我:“为什么这么说?”
他:“嗯……我的大脑很忙……这么说你理解吗?”
我:“一部分吧。”
他:“我是在释放精神。”
我反应了一下:“你是指打坐什么的?”
他:“不不不,不是那个。或者说不太一样,我说不清,不过,我从几年前就开始这样了。”
我:“开始哪样了?”
他:“你别急,我还是从头跟你说吧。我原来无意中看了达摩面壁9年参禅的事儿了(一说10年),我就好奇,他都干嘛了?一口气山洞口坐了那么多年?到底领悟什么了?这个我极度好奇,我就是一好奇的人。特想知道。”
我:“你信禅宗?有出家的念头?”
他:“没有没有,我觉得吧,我是说我觉得啊,出家什么的只是形式,真的没必要拘泥于什么形式。想信佛就信好了,想参禅就参呗,谁说上班就不能信了?谁说非得在庙里才能清心寡欲了?信仰、信仰,自己都不信,去庙里有意义吗?回正题……看书上说,那些古人动不动就去山里修行,大多一个人……带女的进去不算,那算生活作风问题……大多一个人,在山里几年后出来都特厉害;还有武侠小说也借鉴这个,动不动就闭关了,啥都不干把自己关起来……不过古人相对比较牛一点儿,山里修炼出来还能御风而行……”
我笑了下:“有艺术夸张成分吧?诗词里还写‘白发三千丈’呢。”
他:“嗯,是,不过我没想飞,我就想知道那种感觉到底是怎么样的。”
我:“然后你就……”
他:“对,然后我4年前就开始了。”
我:“4年前?”
他:“对啊,不过一开始没那么久,而且每年就一次。第一次是不到4天,后来越来越长。”
我:“你终于说正题了。”
他笑了:“我得跟你说清说动机啊,要不我就被当成神经病了。”
我:“精神病。”
他笑的极为开心:“哦,是这样,我第一次的时候是挑休年假的时段。事先准备好了水,好多大白馒头,然后跟爸妈说我出差,自己在家关了手机、拔了电话线,锁好门、最后拉了电闸。”
我:“拉电闸?”
他:“我怕我忍不住看电视什么的,就拉了电闸。然后我什么都不干,就在家里待着。不看书看报看杂志,不做任何事情,没有交流,渴了喝水,饿了吃没有任何调味的馒头,困了睡,醒了起。如果可能的话,不穿衣服。反正尽可能的跟现代文明断绝了一切联系,什么都不做,躺着站着溜达坐着倒立怎么都成,随便。”
我好奇的看着他。
他:“最开始的时候,大约头24小时吧,有点儿兴奋,脑子里乱糟糟的,啥都想。不过才半天,就无聊了,不知道该干什么,我就睡觉。睡醒夜里了,没电,也没必要开灯,反正什么都不干。那会儿特想看看谁发过短信给我什么的,忍住了。就那么发呆到凌晨的时候,觉得好点儿了,脑子开始想起一些原来想不起来的事儿了。”
我:“都有什么?”
他:“都是些无聊的事儿,例如小时候被我爸打的多狠啊什么的。第二天晚上是最难熬的,那会儿脑子到清净了,可是就是因为那样才倍觉无聊。而且吧,开始回忆出各种美食的味道——因为嘴里已经空白到崩溃了,不是饿,是馋。其实前48小时是最难熬的,因为无所事事却又平静不下来。”
我:“吃东西吗?”
他:“不想吃,因为馒头和白水没味道。说个可能你不理解的事儿:我迷糊了一会儿感觉在吃煮玉米喝可乐,醒了后觉得满嘴都是可乐和煮玉米的味道,真的,你别笑,真的,都馋出幻觉来了。”
我:“那你为什么还坚持着呢?”
他:“这才不到两天啊,而且,我觉得有点儿东西浮现出来了。”
我:“浮现出什么来了?”
他:“别着急听我说。就快到48小时的时候,朦朦胧胧觉得有些事情似乎很有意思,但是后来困了,就睡了。醒了之后我发现是有什么不一样了。我体会到感觉的存在了,太真实了,不是似是而非那种。”
我:“什么感觉?”
他:“不是什么感觉,而是感觉的确存在。感觉这个东西很奇妙,当你被其他感官所带来的信息淹没的时候,你体会不到感觉的存在,至少是不明显。感觉其实就像浮在体表一层薄薄的雾气。每当接触一个新的人物或者新的事物的时候,感觉会像触角一样去探索——然后最直接的反馈给自己信息。想起来有时候面对陌生人,很容易一开始就给对方一个标签,如果那个标签是很糟糕的评价,会直接影响到态度,而且持续很久,这就是感觉造成的印象。每当留意一个人的时候,感觉的触角会先出动——哪怕只是一个陌生的路人。你有没有过这种情况?面对陌生人微笑或者不再留意?那就是由感觉造成的。直接造成的。当然了,对方也在用感觉触角试探你,相互的。事实上自我封闭到48小时后,我就会一直玩味感觉的存在,还有惊奇加好奇。因为,感觉已经平时被色、香、味等等等等压制的太久了,我觉得毕竟这是一个庞杂到迷乱的世界,能清晰的意识到感觉的存在很不容易——或者说,很容易?只是很少有人愿意去做。”
我犹疑了一下问:“那会儿你醒了吗?”
他:“真的醒了,而且是醒了没睁眼的时候,所以感觉异常的敏感,或者说,感觉带给我的信息异常明显?应该是吧。你小时候有没有过那种情况:该起床你还没起,但你似乎已经开始刷牙洗脸吃东西了,还出门了,然后冷不丁的清醒了——原来还没起!其实就是感觉已经先行了。”
我:“好像有过,不过我觉得是假想或者做梦……”
他:“不对不对,不一样的,肯定不一样的。那种真实程度超过假想和做梦了。第一年我只悟出感觉,不过那已经很好玩儿了。后面几年都自我封闭能到一星期左右,基本没问题。”
我:“闭关一星期?”
他:“啊?哈哈,是,是闭关一星期。不过,感觉之后的东西,更有趣。”说着他神秘的笑了。
我也笑着看着他。
他:“一般在‘闭关’4、5天之后,感觉也被淡化了,因为接触不到陌生的东西,之后的阶段,有可能会超越感觉。之所以说有可能,是我不能够确定在那之后是什么。所以我就先暂时的定义是精神的存在。感觉之后浮现出来的就是精神。当然我没意念移动了什么东西或者自己乱飘,但是隐约感受到精神的存在其实还是有意义的,具体是什么我很难表达清楚,说流行点儿就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说朴素点儿就是有了很多原来没有的认识。而且,我说的这个认识可以包括所有。例如我把记忆中的一切都翻腾出来挨个滤一遍就明白点儿了,看不透的事情看透了,想不清的事情想通了,钻牛角尖的状态和谐了……大概就是这样……那种状态会很有意思,那是一种信马由缰让精神驰骋的……嗯……怎么形容呢?就用状态?也许吧……那样到底多久我不清楚,也许十几个小时二十几个小时或者更多,时间概念淡薄了,这点特别的明显!”
我:“不能形容的更明白点儿吗?”
他:“嗯,根本说不明白,反正我大体上形容给你了。其实这次本来我计划两周的,没想到这么久……但是他们进来那会儿,我已经隐约觉得在精神后面还有什么了,那个更说不清了,真的是稍纵即逝。一下就觉得特神奇,然后就再也找不到了……而且还有一点,可能也跟运动量小有关,处于自我精神状态的时候,一天就吃一点儿,不容易饿,哈哈,真的。”
我:“精神后面那个,你隐约觉得是什么。”
他:“不知道,我在想呢……那个,不好说……给我多点儿时间我可能能知道。不过,我的确明白好多了,其实达摩什么的高人面壁好多年也真有可能,而且不会觉得无聊。你是不是觉得我很无聊?”
我:“没觉得,你说的很有意思。”
他:“真的?”
我坦然的看着他:“当然是真的。”
他又狡黠的笑了下:“那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吧。每次闭关我都刻意准备一个苹果作为‘重新回来’的开始。”
我:“苹果?是吃吗?”
他:“嗯,不过,最后吃。那才是苹果的味道呢!”
我:“苹果?什么味道?”
他陶醉的半眯着眼睛回味:“当我决定结束的时候,就拿出预先准备好的苹果,把苹果洗干净,看着果皮上的细小颗粒觉得很陌生,愣了一会儿,试探性的咬下去……我猜大多数人不知道苹果的真正味道!我告诉你吧:用牙齿割开果皮的时候,那股原本淡淡的清新味道冲破一个临界点开始逐步在嘴里扩散开,味道逐渐变得浓郁。随着慢慢的嚼碎,果汁放肆的在舌尖上溅开,绝对野蛮又狂暴的掠过干枯的味蕾……果肉中的每一个细小颗粒都在争先恐后的开裂,释放出更多更多的苹果的味道。果皮果肉被切成很小的碎片在牙齿间游移,把味道就跟冲击一样传向嘴里中每一个角落……苹果的清香伴随着果汁滑向喉咙深处……天呐……刚刚被冲刷过的味蕾几乎是虔诚的向大脑传递这种信息……所有的感官,经过那些天的被遗忘后,由精神、感觉统驭着,伴随着一个苹果,卷土重来!啧啧,现在想起来我都会忍不住流口水。”
看着他溢于言表的激动真的勾起我对苹果的欲望了。
我也忍不住咽了下口水:“你试过别的水果吗?”
他又咽了下口水:“还没,我每次都想:下次试试别的!可事到临头又特馋苹果给我的那种刺激感……真的,说句特没出息的话:为了苹果你也得试试,两天就成。”
我已经被他的描述感染了:“然后呢?”
他愣了一下才从对苹果的思念里回过神来:“然后?哦,然后是一种找回自己的感觉,没有因为那些天的神游而打算放弃肉体,而是坚定的统驭肉体。那是真实到让我做什么都很踏实的感觉。是统一的,是清晰的。我觉得,被放逐的精神找回来了。”
那天回家的时候,我特地买了几个苹果,我把其中一个在桌子上摆了很久。那是用来质疑我自己的:我真的知道苹果的味道吗?

邓亚萍,你给我翻译一下,什么,他妈的,叫,他妈的,国家?

这是一篇非常,非常,好的,扫盲文章,通俗易懂,简单明晰,告诉你“政府”和“国家”的区别。以后不要再开口“国家”闭口“国家”了。

————————————-转自牛博网:邓亚萍代表的是哪个国家?———————————————–

据说爱斯基摩人有几十个词来描绘雪,比如“大雪”、“小雪”、“暴雪”之类,都是不同的词;而赤道附近某部落则用同一个词来指雪、霜、冰。这很好理解,因为爱斯基摩人整天生活在冰天雪地里,不同的雪对他们有不同的影响,自然需要区分,而热带的人则很少见到雪,因此也就没有必要专门发明词汇来区分它们,甚至霜、冰、雪都可以混为一谈。

有研究表明,这个说法不尽准确,但却符合我们的印象。爱斯基摩语和赤道部落语我不会说,但是只要在学过中学英语的人,大概就能体会到语言之间细微的不同。

比如,我当年学英语时,就大惑不解:为什么兄和弟都是brother,姐和妹都是sister?为什么爷爷、外公都是grandfather,奶奶、外婆都是grandmother?还有伯父、叔父、大舅、小舅、姑父、姨父,全是uncle,堂兄、堂弟、表姐、表妹,全是cousin,难怪当年教语文的孟夫子会鄙夷地说:“brother不分长幼,是无序也,cousin不辨男女,是无伦也。无序无伦,是禽兽也。”

所以,脑中有序有伦的我,在跟美国人说话时,常会不适应。有时,他们随口说一句“我的brother”,我都要条件反射地问:“你是说elder brother(兄)还是younger brother(弟)?”他们提到“我的grandfather”,我都要不由自主地问:“你是说paternal grandfather(爷爷)还是maternal grandfather(外公)?”最怕的还是别人说“cousin”,那我就忙坏了:

“你是说你爸爸的兄弟的儿子吗?”

“不是,是我妈妈的姐姐的女儿。”

“那她是比你大还是小?”

“比我小。”

“哦,”我这才心下释然,“是她的表妹。”

很快,大家就都知道了:“你知道那个中国人吗?他可是一位伦常专家哦!”

当然,古人说得好:“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中文在伦常上完胜英文,自然也就在其他方面稍微有点白璧微瑕。有一次我跟老美聊天,说起以前中国割资本主义尾巴时,不准农民养猪。我当时不假思索地说:“The country didn’t even allow peasants to keep their pigs(国家甚至不允许农民养猪)。”

老美疑惑地说:“You mean the state(你是说国家)?”

这下轮到我糊涂了:“What(你说什么外文)?”

他说:“country怎么能禁止农民养猪呢,一定是state啊。”

我更糊涂了:“country和state,不是一样的吗?”

他忙解释说:“哦,country和state是都指国家,但country是更广泛的概念,指土地、人民、文化这些比较虚的东西,而state则意思更偏近政府,接近比较实的权力。”

我这才明白过来,从此留心观察,发现果然如此。虽然词典里把country和state都翻译成“国家”,但美国人自己使用起来,还是分得清清楚楚。

比如美国的立国原则之一“政教分离”,英文叫“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意思就是国家权力和宗教事务不得相互干涉。由于与权力有关,所以必须用state。如果叫“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country”,那就是说美国要向宗教说拜拜了。据说有83%的美国人信教,那他们还不都得造起反来!

john-kennedy-ask-not-what-your-country-can-do-for-you-inaugural-speech-1961

又比如肯尼迪在总统就职演讲中的名言:“Ask not what your country can do for you – ask what you can do for your country (不要问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要问你能为国家做什么)。”他就是用country来激发美国人的爱国之情,因为跟country相联系的,是辽阔的土地、奔腾的河流、高耸的雪山、迷人的拉斯维加斯,是富兰克林、爱迪生、马丁路德金、小甜甜,是《独立宣言》、《草叶集》、互联网、《美国偶像》。Country这个词会让普通美国人有认同感。如果他胆敢在这里用state来指国家,“不要问政府能为你做什么,要问你能为政府做什么”,那恐怕不用等到两年后的达拉斯,当场的卫兵可能就恨不得一枪把他崩了。

 

eots

电影《Enemy of the state》的中文译名,最明显地表现了中国人把握不好这个区别。这部电影是说美国国安局如何滥用权力,动用国家力量,去迫害普通公民,因此题目只能用state,因为电影里被迫害的普通公民,并没有得罪全体美国人,而只是被国安盗用了强大的政府力量来追杀。中文把它译成《全民公敌》,好像片中的主角是象被美国国会投票通过、宣布为全民公敌似的,硬生生地从state的敌人,被“country公敌”了,实在是把外公当爷爷、把小舅当大伯,不能过也。

反过来,英文对中文“国家”的翻译,一般都比较贴切,比如“战国”,是Warring States,而不是Warring Countries。这个翻译把握住了古汉语的“国”,要么指政权,要么指都城大邑,但就是不指现代意义的“国家”。比如“国人暴动”,不是说全国人民暴动,而是指都城里的人暴动;岳飞背上的“精忠报国”,要报的不是民族意义上的国家(民族国家在英文里还有个专门的词nation,不过那扯起来就更复杂了,本文暂且按下不表),而是赵宋官家。

这可能是因为中国古代没有现代意义的“国家”观念,因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这么一个国家,那当然没必要分那么清楚,国家就是朝廷。实在要指现代意义的“国家”时,咱们就用更牛逼的“天下”。最典型的例子是顾炎武说的“易姓改号謂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謂之‘亡天下’”。这里 “国”显然是指朝廷,而他把“天下”与中国传统文化和道德联系起来,则有点近于今天我们说的“国家”。

又比如范仲淹的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为什么不说“先国家之忧而忧,后国家之乐而乐”?答案就在前面的话里:“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这清清楚楚地表明,他不但忧其君,还忧其民,所以在这里不能用“忧国家”了,因为“忧国家”就是“忧其君”,顶多算“忧社稷”,但就是不包括“忧其民”,所以只能用“忧天下”。东林书院的对联“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更是说明古人把“国”和“天下”是分开的。

这也不完全是又一个中国特殊国情,比如法国的路易十四也说过“朕即国家”。语言能反映社会的需要,就象冰天雪地里爱斯基摩人需要分清不同的雪一样,中国古代的宗法制度要求我们的语言区分长幼、男女。把通常意义的“国家”和“政府”分开,则是现代社会的要求了,因为它们的职责已经很不相同。

试想如果一个赤道部落的人住到爱斯基摩那里去,却还坚持认为所有的雪、冰、霜是一回事,那肯定会着凉受冻。如果一个十七世纪的英国人嫁到中国来,却不肯学习中文对伦常的细致分类,那肯定会在家族里到处碰壁。同样的,我们到了现代社会,却还不能分清“国家”和“政府”,那恐怕经常会吃亏。

倒不是说“国家”和“政府”就一定是对立的,因此我们非得把它们分开,就象小姑和大嫂不见得就一定会不共戴天一样。但由于现代社会里的“国家”和“政府”,有本质的区别,如果我们分不清它们的权责差异,就容易被人忽悠。

比如陈志武教授,是我非常佩服的经济学家,有一次他建议说:“直接分红,把国有企业的利润分给老百姓。”这建议我举双手赞成,因为国有企业么,国家所有,主人是我们全体人民,它的利润,当然也应该分我们一份。可我再一查,坏了,国有企业的英文是state-owned enterprises,维基也泄密说:“国际惯例中,国有企业仅指一个国家的中央政府或联邦政府投资或参与控制的企业;而在中国,国有企业还包括由地方政府投资参与控制的企业。”也就是说,国有企业不是中国人拥有的企业,而是中国政府拥有的企业,因此,它的利润当然应该全归政府,而不是老百姓。想把它分给老百姓?只能指望政府发善心。这可不是欺骗、抢劫,人家白纸黑字写好了的,顶多算阳谋。

所以,我现在养成了个习惯,在中文里碰到“国家”这个词,一定要弄清楚它是指通常意义的国家还是政府,以免下回再吃亏。弄不清时,就拿“中国”或者“中国人、中国文化”代替“国家”试试看,如果仍然说得通,那么它就是指通常意义的国家;反之如果拿“政府”代进去更通顺,那么它就是指政府。

比如前面说的“国家禁止农民养猪”,显然这个“国家”是指政府,因为“政府禁止农民养猪”说得通,“中国人(中国文化)禁止农民养猪”,说不通。

“姚明是我们国家的骄傲”,这个“国家”是指通常意义的国家,因为“姚明是我们中国的骄傲”说得通,“姚明是我们政府的骄傲”说不通,毕竟姚明不是政府派出去的。

同理,“国家软实力”还是“国家软实力”,但“建国大业”则是“建政府大业”,“为国家祷告”还是“为国家祷告”,但“国家决定”则是“政府决定”。

当然,还会有很多情况难以判断,比如“中国人的强国梦”,到底强了国家还是政府?“国富民强”,到底富了国家还是政府?这个我的学问太浅,都回答不出来,因为这里的“国”对应的更可能是英文的Nation,比如《国富论》的英文就是The Wealth of Nations,它的意思介于通常意义的“国家”和“政府”之间。

这并不可怕,将来我们可能会发明出一个新词来指Nation。可怕的是,同一个人在同一段话里,“国家”一会儿指人民的“国家”,一会儿指“政府”,那任凭谁学问再贯中西,知识再通古今,也没辙了。

就象你家里养了一只小动物,你吃骨头时,它就汪汪叫,要分一块肉,你吃鱼头时,它就喵喵叫,要分一杯羹,但你叫它看家时,它就伸个懒腰,表示它是猫,你叫它抓老鼠时,它就鄙夷地看看你:“难道你要狗拿耗子?”

对这种东西,你的反应大概会跟我一样:——踹出去!

这种东西还偏偏在中文里到处都是。比如最近,人民搜索总经理邓亚萍说:“我们本身代表的是国家,你不用打败我们,你应该多帮助我们,多给我们出主意。我们最重要的不是赚钱,而是履行国家职责。”

在这里,她说的第一个“国家”,是指通常意义的国家,因为我们已经交了据说是全世界第二的税负给政府,总不会还“应该”帮助政府吧?

但她说的第二个“国家”,又只能指政府,因为邓总的业务是网络搜索,你听说过哪个国家有提供网络搜索的义务?这个职责只有某些政府会自称拥有。

——那邓总代表的到底是哪个国家呢?

幸亏同一篇报道里还说:“中国防火墙(GFW)之父、北京邮电大学校长方滨兴为人民搜索提出了一些建议:‘既然人民搜索是政府搜索,那么肯定要完成政府赋予的职责……’”

方教授是2010年首届孔子科技奖获得者,权威性不容置疑。他的这番话解开了我的迷津:人民搜索代表政府,是履行政府职责。

代表政府也不是什么丢脸的事,对吧?另一位邓总说得好:能抓老鼠的就是好猫,能看家的就是好狗。抓老鼠、吃鱼头、喵喵叫的猫,不低狗一等;看家、吃骨头、汪汪叫的狗,不低猫一等。可如果享受着政府的好处,却不肯承担政府的义务,而要用国家的名义把这义务推给人民,那就是猫狗不如了。

假设你有一个英国堂弟,常向你要钱,但对你一点也不感激,倒是对他的表妹整天大献殷勤。这天他又来向你借钱了,你实在烦透他了,说:“不借!我把钱打水漂还听个响呢,借给你干什么?”

这个堂弟理直气壮地说:“我的cousin,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你给我的钱,不是全花在我的cousin身上了吗?”

对这种无赖,你的反应大概会跟我一样:——踹出去!

那么,对于那些要求我们奉献的时候代表国家、当我们要求他们回报时又代表政府的无赖,我承认,现在还踹不过你们,但至少我要骂一句比你们的GFW还强大的“G_ F___ Y_______,你代表的是你们的政府,不是我们的国家!”

历史就是婊子,从不卸妆

布尔布特:并不遥远的教训《炎黄春秋》2008年第4期
王晓林122B464260J50150J[1]
每年的1月7日,是柬埔寨的公众假期。这个全体国民放假一天的正式国家节日,却有着一个骇人的名字:Victory Over the Genocide Day(大屠杀逾越日)。实际上,这一天是1979年越南军队攻陷柬埔寨首都金边的日子。尽管历史学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历史观来定义它——从“解放日”到“沦陷日”,但柬埔寨人固执地将其定义为“终结大屠杀”的日子。无论你把越南人称作解放者也好,入侵者也好,都是他们(而不是别的什么人),将一场高棉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最无明和最血腥的大屠杀戛然终止。幸存的人民心存感激地设立了这样一个节日,用以纪念他们的功德,哀悼数以百万计的被屠杀者以及展示这空前无理性的罪愆以警示后人。
第一次大屠杀
1970年3月18日,柬埔寨国王诺罗敦·西哈努克结束在苏联的访问即将前往北京。就在赴机场的途中被送行的苏联总理柯西金告知:“你们的国民议会刚刚举行了一次剥夺您的权力的表决。”这位长期沉溺于电影而疏于国事的国王被美国人暗中操控的朗诺——施里玛达政治集团废黜了。旋即他流亡北京,得到中国政府最坚定的支持。如今45岁以上的人大概都还记得,当年正在“文革”的中国一片肃杀的荧屏和银幕上,从此无时无刻不是这位优雅的亲王和他美丽夫人的倩影。但是有几个人知道,这时还有一位柬埔寨人也在北京,这个在后来的很多年都被我们一些人亲切地称作“波尔布特同志”的人,尚隐在流亡国王的阴影下,沉默而低调。他就是柬共总书记、“红色高棉”领导人,当时还叫“沙罗绍特”。这是他第N次来北京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这个身材高大,面且和善,中文流利,即使走在北京的胡同里也决不会引人注目的“同志”,他将要带给他的国家和人民的是什么,无论是他的国王还是他的中国老师都未能预料到。
1970年4月30日,美国和南越军队大举入侵柬埔寨,意在彻底消灭退人柬埔寨腹地柬共占领区与政府军对抗的北越军队。其实美国人从1969年起就秘密实施了对这些地区的轰炸,一直持续到1973年才被自己的国会制止。其间数以万计的柬埔寨平民丧生在B52魔影似的机翼下,还有更多的人民流离失所。3月的政变和4月的入侵激起了更加强烈的仇恨,悲愤的人民迅速投向反美的柬共一 方并将他们称作红色高棉。其实绝大部分人民对于共产党,对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一无所知,他们加入红色高棉完全是为他们的国王而战。急剧扩大的红色高棉和北越结成军事联盟,迅速控制了大半个柬埔寨。美国人在战略和战术上都犯下了无法逆转的巨大错误、应了毛泽东那句“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名言。1975年3月29日美国从越南撤退,同年4月朗诺逃往国外,17日红色高棉攻陷金边。
从1970年3月到1975年4月,经历了5年残酷战争的南亚小国柬埔寨已经是满目疮痍,气息奄奄,谁料到这却是她更加深重苦难的开始。
1975年4月17日,身着黑衣的红色高棉部队(俗称乌衫兵)进人金边。仅仅两天之后金边全城听到了一个令人战栗的声音——“父亲和母亲们,我们不得不离开城市!美国人就在10公里以外,他们马上就要开始轰炸!”年轻凶悍的红色高棉战士手握来复枪,食指就扣在扳机上,绕着手无寸铁的市民一遍遍狂呼。他们连一点收拾行装的时间都不给,喊声未落就开始遍地搜寻不肯离去的人,稍有迟疑立即被当街处决,枪声在每条街巷响起。数以百万计的男女老幼慌不择路地蜂拥而出,却并不知道要去哪里。有的家庭因等外出未归的亲人便遭集体杀害。有的合家不愿离城而躲在房内竟遭炮击。正在抢救病人的医生、护士只因延误了撤离时间,也死于枪口之下。成千上万的民居门窗大开,阳台上还飘扬着刚刚晾晒的衣服。赤日炎炎,没有食品和水,婴儿被丢弃在道旁和稻田里,许多人倒毙途中。一旦倒下,卡车 就直接从他们身体上压过去。尸体铺满了道路。数不清的骨头、肉体、头发、下巴、耳朵被载重的卡车迅速压平以清理道路。人们纷纷把自己的照片、工作证甚至手表丢进水塘,因为这些东西随时都能招来杀身之祸。拥有200万人口的金边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空城(摘自MR. CHUM MEI口述,见影片《Behind the Wall of S21》,他是大疏散亲历者和图士楞监狱7位幸存者之一,因可为监狱当局修理汽车引擎而免于一死)。同样的场景也在马德望、磅湛、贡布、柴桢、实居、菩萨、磅清扬、茶胶、磅同、磅逊等其它大、中、小城市上演。活下来的人们长途跋涉,投奔乡下亲友或者被指定在荒芜人烟的深山密林里安家落户。由于缺乏起码的工具,许多家庭不得不以刀耕火种的方式生存。口粮严重不足,医药奇缺,又有大批人死于霍乱、疟疾和水土不服。
令许多活下来的人至今都不敢轻易回忆起的这次大迁徙以其毫无理性、野蛮和血腥闻名于世,他的导演者就是我们“亲爱的波尔布特同志”。
Brother Number One:“一号大哥”
这个本名沙罗绍特、1975年4月红色高棉执政后才更名为波尔布特的人,1925年3月出生于磅同省磅斯外县波列斯布村一个拥有20公顷土地的富裕农民家庭,6岁起到金边莲花寺里学习柬文,9岁出家当和尚,12岁还俗,直到15岁才进学校,先后就读于磅湛和金边的中学,1949年毕业于柬埔寨当时唯一的技术专科学校——金边技术学校并以良好的成绩获得到法国留学的奖学金。在巴黎他就读于沃日拉尔无线电学校并很快接触到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与十几位留法柬埔寨学生在1950年暑假组织了海外第一个“柬埔寨马克思主义小组”,其中一些成为后来柬埔寨共产党的骨干。1950年8月他到南斯拉夫暑假劳动,参加修建萨格勒布市的一条公路。这是他第一次见到社会主义国家。1952年7月他回到祖国立即加入了丛林抗法武装斗争,是留学生回国参加实际斗争最早的一个。当年他第一次秘密潜入中国,在南方某地参加了军政训练速成班。
50年代初,柬埔寨革命力量并没有自己的组织而是依附于胡志明领导的越南独立同盟会控制的“高棉解放运动”,他在1953年1月加入该组织。这是一个由越南人控制的组织,从政治、理论、战略到物资、经费甚至伙食,一切都操纵在越南人手中。1954年根据日内瓦和平协议,越南全部撤出柬埔寨,导致“高棉解放运动”因失去领导人而几乎解体,却给柬埔寨人提供了“柬埔寨革命运动独立成长发展起来的一个历史性的机会”(波尔布特语)。1955年起柬埔寨人开始筹备成立自己的政党。在此期间波尔布特又一次进入中国南部的游击战训练营地深造。1957年党的章程和路线起草就绪,经过两年时间的全党讨论和修改,1960年9,月30日在金边火车站附近正式举行了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高棉劳动者党”。当时参加会议的有11个人,其中9人是正式代表,代表当时全国约1000名正式党员。第一 届中央委员会由三人组成,总书记杜萨木,农谢副书记,波尔布特是常委。1962年总书记杜萨木被政府军杀害,波尔布特当选为总书记。1966年“高棉劳动者党"正式改名为“柬埔寨共产党”,人民称之为“赤柬”即红色高棉。1963年波尔布特的名字出现在西哈努克政府的通缉名单上。1965年他从柬埔寨,穿过寮国(老挝)步行到达河内,以柬埔寨共产党总书记身份受到隆重接待。他在越南用三个月的时间学习了有关党与国家建设的理论。胡志明三次会见他。但他和越南劳动党总书记黎笋的会谈很不顺利,就是在那时他才强烈感到越南不允许柬埔寨和寮国有独立的主权地位。越南共产党一直把越寮柬看作是“一个国家”、“一个政党”,就是所谓的“印支联邦”。1965年波尔布特置北越的阻拦而不顾再次到中国访问并逗留到次年2月。这期间他会见了中共高层几位人物但没有见到毛泽东主席。中国当时的理 论权威陈伯达等人给他讲述了“中国革命理论与实践”,“枪杆子里出政权”、“坚持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共产国际”等理论。后来波尔布特又多次到中国与越南取回“革命真经”。尤其是1965年与康生的会见,对他产生了可怕的影响,那一套铲除内奸的“理论”令他极为欣赏。在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时刻,他又来到中国,这一次毛泽东接见了他,亲授“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向他推荐姚文元写于1974年的两篇受他激赏的文章——《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和《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在中国,他见识了“大跃进”,“上山下乡”;在朝鲜他见识了“千里马运动”,深感茅塞顿开。1970年3月政变后西哈努克流亡中国,这位沙罗绍特同志就对中国总理周恩来说,“西哈努克已经被推翻了,我们现在宣布接受他参加民族团结阵线”。这个据说小时候连杀鸡都不忍看的佛国小僧侣就要走进历史舞台的聚光灯,变成“革命伟人”了。不幸的是这个柬埔寨人并不满足于做一位普通的“革命伟人”,他认为共产主义无论是在苏联还是在中国都实行得不彻底,他要开创历史的新纪录,他要用自己的国家来做“彻底的共产主义”的试验田。1975年的4月,这个疯狂的政治动物正式登上历史舞台成为柬埔寨的“一号大哥”(《Brother Number One》David P Chandler)。几百万城市人口盲目的、毫无准备的大迁徙就是他的第一个举动,他迫不及待地要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哪怕是用同胞的血与白骨给他的“试验田”上底肥也在所不惜。请听他当政时的新政权的国歌:
红色,红色的血
洒遍了柬埔寨祖国的城市与平原
这是工人和农民的血
这是革命的男女战斗员的血
这血以巨大的愤怒和坚决的战斗要求而喷出
四月十七日,在革命的旗帜下
血,决定了把我们从奴隶制下解放出来。
这样的字字滴血,句句见红,与其叫做“歌”还不如叫做嗜血魔的咆哮!
其实波尔布特疯狂的实践并没有相应的理论基础,纯粹的农民乌托邦意识加上从苏、中、 越、朝学来的各种大杂烩被他一股脑用在了这片可怜的“试验田”上。他要在经济基础和文明基础都相当落后的柬埔寨实行无阶级差别、无城乡差别、元货币、无商品交易的“超级社会主义”。几乎在一夜之间,这个“超级社会主义”就实现了:富人被消灭了,统统都是穷人;城市消灭了,人人都成了农民;曾经的“东方巴黎”——金边,成了无人的“鬼城”;私人财产被付之一炬却没有什么公有财产;货币被废除了却不建立供给制;寺庙被关闭,僧侣被强制还俗了,却还未来得及造出新的“人神”;所有的出版社、报纸、杂志和学校一律关闭,却没有新的通讯渠道诞生;对知识分子更是简单到肉体消灭;连戴眼镜都成了罪恶;家庭解体,男女劳动队分开,屹大锅饭,穿一样的黑色革命服,带一样的红格毛巾;婚姻由“安卡(组织)”指定配对…
1975年6月—8月,在中国已经病重的周恩来在医院三次会见波尔布特,苦口婆心地劝告他们不能这样做,共产主义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成就的,而毛泽东却盛赞“你们做到了我们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波尔布特因此而骄傲地宣称:全世界的革命者都可以从柬埔寨学到很多经验。从金边撤出所有人口这样的创举,是任何国家的革命都不可能做到的。
S21和钟屋杀人场
和一切独裁者一样,出于对已经到手的政权的不自信甚至是对自己的不自信,波尔布特紧接着就要实践他在中国“文革”时期学到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在短短3年8个月执政期间波尔布特进行了9次大清洗,真正实践了“七八个月就来一 次”。红色高棉的屠刀所向真是匪夷所思,除了旧政权的官员和军人遭到大规模屠杀外,商人、僧侣和知识分子都以“不易改造且对新社会有害”为由一律肉体消灭。随后波尔布特又从党内嗅到了不祥的气息,1976年他在党的会议上忧心忡忡地指出“党的躯体已经生病了”。话音未落,屠刀已至,一大批曾经和他一起战斗的“兄弟们”,从巴黎的马列小组同学到丛林中的同志,都遭到血腥的清洗。中央高层领导几乎被处决殆尽,包括内政部长,经济与财贸部长,农业部长,公共工程部长,情报部长,通讯、贸易、工业和橡胶种植业部长,国务委员会第一、第二副主席,主管经济的副总理乃至柬共主要的两位创始人、波尔布特的亲密战友符宁和胡荣在内都没有逃脱被从肉体上消灭的命运。军队方面,柬埔寨革命军总参谋部人员,除总长宋成以外被全部捕杀,即使宋成最终也难逃一劫,波尔布特终于在十几年后的 1997年以反叛罪将其全家11口成员全部杀光。波尔布特为他的屠杀的冠名,每一位中国人民都耳熟能详——“清理阶级队伍”。为了屠杀的便利,一座位于金边市中心的高级中学–Tual Svay Prey被改建成监狱(图士楞监狱),又在距离这里12公里的市郊建成了杀戮中心,这就是臭名昭著于世的S21和钟屋杀人场,所有曾经到访过这两处的旅游者无不留下终生难忘的噩梦。
S21是全国最大的拘禁与拷打中心。1975—1978年的4个年头里,超过2万人在这里被拘禁和拷打,有些人就死在这里,更多的人被送往钟屋杀人场被有计划地处决。红色高棉变态地乐于展示其残暴和野蛮,S21对每一位新进的囚犯都要照相,甚至在他们受刑的前后都要照相,丝毫不在意将来会成为罪证。如今已经成为监狱博物馆的S21,每一间囚室里都贴满了受难者的照片,上至七八十岁的白发老人,下至刚刚出生的婴儿。这些人最后都被折磨致死或分批处决了。1979年初越南军队占领金边时,S21中只有几个囚犯还活着,他们都是依靠绘画、机械修理或摄影技术得以活命。就在越南军队逼近城区的几小时内还有14名囚犯被折磨致死,他们悲惨死状的照片就挂在发现他们被肢解的房间,残破的尸体就被埋在院子里。S21的酷刑骇人听闻,人们至今还能看到沾满污血的刑床,锈迹斑驳的连环脚镣,高耸的拷打架,浸泡头颅的水缸……就连监狱的管理者以及狱卒也往往不能幸免,他们频 繁地被撤换并死在原先施暴的地方。在越南军队兵临城下,S21被放弃的最后时刻,监狱长HOR处死了自己最小的弟弟,原因不明。
和S21相比,钟屋是个毫无悬念的“此处无人生还”的地方。囚犯们被塞进卡车,一路颠簸被送到这个绝命营。这里没有关押犯人的地方,只有刽子手办公室和DDT仓库。人们首先闻到的是浓重的血腥和DDT的味道,听到的是高音喇叭放出的震耳欲聋的歌声。因为处决每天都在按计划批量进行,年轻的刽子手为了节约珍贵的子弹,一般都是用棍棒将受难者打死或者用锄头直接铲断头颅。受害者的血腥和惨叫不得不用DDT和高音喇叭发出的噪音来掩盖。有时押送来整车的女犯和儿童,刽子手们干脆连棍棒都不用,直接倒提孩子双腿,活活摔死在大树上,然后再奸污他们的母亲。至今人们还能看见深深地镶在树干上的小牙齿和散落在葬坑旁的褴褛破布。每一位狱卒都被要求执行处决,否则只能落得被处决的下场(Mr.HIMHUY口述,见影片《Behind the Wall of S21》)。1980年,人们从这个原来美丽的龙眼种植园中挖出了8589具遗骸。1988年这里建起了一座美丽的高塔,在透明玻璃的后面八千多个头颅按照年龄、性别从塔底一直排列到塔顶。钟屋现已探清的129个集体葬坑至今还有43个尚未挖掘。
吴哥、暹粒、马德望等地也有大大小小的杀人场,只是没有像图士楞和钟屋这样建成博物馆。
在波尔布特大屠杀的年代中,柬埔寨的华侨和越侨遭受了比柬埔寨人民更大的苦难。在柬的大约2万名越南侨民几乎被斩尽杀绝,这是1978年越南大举入侵的最直接的理由。柬埔寨的华人在1975年红色高棉上台之初大约有60万,而在1979年暴政结束时只剩下了30万。朗诺政变之初,中国大使馆曾通知华侨干部去“解放区”参加柬埔寨革命,组织关系留待中柬两党日后协商解决。一千多侨干和男女青年慷慨激昂奔向“解放区”,加入柬人民抗美斗争。实际上柬共并不欢迎这些华侨干部,因此北京方面决定并宣布,中国共产党和柬埔寨共产党已经取得协议,决定将柬埔寨华运组织的全体成员移交给柬共。也就是说,柬埔寨的华侨、华人今后将由柬共掌控。所以红色高棉干部经常对华侨、华人说:“中共已经把你们全交给我们了!”而红色高棉掌握政权后立即开始宣传,“华侨都是资产阶级,有史以来都是吸柬埔寨人血的。”贡布、波萝勉、柴桢、磅湛等省还发生过逮捕从城市来的华人或生长在农村的侨胞及华侨教师的“红色恐怖”,许多人被处以死刑或苦刑。早在1974年4月28日就曾发生过著名的“桔井事件”:大批从前线回来的红色高棉战士开进桔井市中心,把轻重机枪摆在街上,对准华人的住宅,限令全市华人立即到农村种田,并拘捕了罪名是煽动华人回国的嫌疑分子一百多人,这些人大部分都在受尽酷刑后被处决。在1975年4月金边大疏散的200多万人中有大约40万华侨,那时他们根本不可能向祖国的大使馆求救。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柬埔寨问题专家爱德华兹说,波尔布特梦想建立的是以柬埔寨农民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华人在种族和意识上都不符合这一模式而成了整肃的对象。到了1976年,柬共内的华侨干部被屠杀殆尽。
而在当时,我们中国人又看到了些什么呢?我们看到和蔼可亲的波尔布特同志时而在大寨参观,和郭风莲女士亲切交谈,时而在下榻的宾馆庭院里和工人们一起弄花剪草,时而被这一位或者那一位高层人士亲切接见,一派莺歌燕舞,温情脉脉,大有取代西哈努克亲王与莫尼克公主成为新的银屏新星之势。如果你没有去过柬埔寨,没有去看过S21和钟屋,你永远都不会知道和你同一个年代,在离你并不太远的地方曾经发生过那么可怕的事情。
1978年圣诞节,越南10万“志愿军”大举进攻柬埔寨。民心丧尽的红色高棉政权在两周内即告崩溃,波尔布特仓惶逃人边境丛林。1979年1月7日金边沦陷。越南人到处所见不是奋起反抗的柬埔寨人,反倒是兴高采烈、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柬埔寨百姓。无论如何是这支军队终结了无明的屠杀,驱散了死亡的恐惧。
在越军入侵的过程中还出现了一件在古今中外外交史上都算得上是匪夷所思的事情。中国大使馆在大使孙刚的带领下居然追随波尔布特残部退入柬埔寨西部原始森林,在越军的追击下连续多日行军并在雨中睡觉。后来在森林里搭起三间草屋作为临时“大使馆”,靠吃象肉和野生动物为生,坚守外交岗位47天,七个人差点饿死和病死(摘自2005年1月15日《扬子晚报》)。
2月,中越战争爆发。
在波尔布特执政的短短3年8个月时间里,柬埔寨人口骤减了三分之一(《国际统计年鉴》1995版),这在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红色高棉在夺取政权之后迅速地达到完全丧失理性的巅峰。在速度上,它超过斯大林的肃反;在广泛性上超过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在残暴和野蛮的程度上超过希特勒纳粹,在毁国毁民的程度上超过非洲的卢旺达;在死亡人数和国民人口相对值上它创造了世界纪录。人类史上只有不得已的战争而没有不得已的大屠杀,即使如此,柬埔寨的大屠杀也超出了人类正常思维的底线,其性质使所有史学家至今难下定义。就连英文词汇Genocide(有计划的灭种和屠杀)也不准确,因为它既不是种族间的,也不是地域间的,既不是利益间的,也不是宗教间的,甚至都算不上意识形态间的,因为除了波尔布特临终前的谵妄——“我没有屠杀,我只是在战斗”,至分也没有什么理论或者著作来说明或解释它。人们只能说这是一个疯子在向全人类挑战,向人性的底线挑战。这是一场向着毁灭人类也毁灭自己的黑暗高歌猛进的种族自杀。这样反人类、反人道、反文明、反理性的类似癌细胞一样的政治产物居然出现在离我们并不遥远,甚至可以说非常接近的20世纪70年代,这令所有研究人类野蛮行为、人类大屠杀事件和柬埔寨问题的专家至今都迷惑不解。

爱国主义是流氓最后的庇护所

爱国一旦成为人们唯一的信仰和道德,爱国一旦走上神坛,成为了不起的东西,爱国一旦成为为所欲为的理由,那它带来的,很可能不一定是神圣,而是罪恶。《知识分子》卢梭一章曾引西儒约翰逊之言:“爱国主义是流氓的最后庇护所。”41jB9dWctVL._AA500_

19世纪俄国思想家赫尔岑在回忆录《往事与随想》中说:“在尼古拉的统治下,爱国主义(墙外)成了某种皮鞭和警棍”董桥《语言小品录》又引三十年代美国以煽情著称的一报业大亨语:“政客为了保住权位可以无所不干–甚至不惜变成一个爱国主义者。”看来前人已有把爱国从神坛上拉下来的努力了。以爱国的名义所敢的邪恶勾当,空前绝后的恐怕是最近在911事件中*国人对恐怖主义的狂欢了。它再一次雄辩的证明了,以爱国的名义,并不是什么事都可以做,有时甚至是邪恶。这件事(对911事件的狂欢)足以有理由把爱国从神坛上拉下来。

一个人对国家的爱,应该是发自内心的。美国前总统里根在结束总统生涯的告别演说中,讲到过一个小男孩给他写信说,我爱这个国家,是因为她有200多种冰激凌。(我也很爱中国啊,因为这里有无数无数让我垂涎欲滴味蕾翻腾永远都吃不完的美味!)

比尔.盖茨在经历了几乎将他的公司几乎肢解的官司之后,仍然说,我仍然感谢这个国家,没有美国,就没有微软。从911事件之后,美国普通百姓的表现,我们看到,他们是多么发自内心的爱自己的国家。美国人爱国,或许是美国政府教育的好?正好相反,美国法律明文规定,禁止在历史教科书中进行爱国主义和宗教信仰的教育。

而返观我们国家,爱国主义是一种灌输,官方爱国主义,几乎是一种用暴力的强迫,官方开动所有的意识形态工具进行狂轰澜炸。爱国应该是每一个正常的人都具有的情感,其实用不著这么夸张的宣传,一个国家也没有必要无时无刻让每一个公民都“激发爱国热情”,爱国在日常生活中应该是感觉不到的,也没有必要表明和意识到的,在某些特定的时刻,比如说国家发生了大的灾难和战争等,这时候爱国心才会浮到表面。

爱国心是一种激情,一种亢奋,而人的日常生活是不能每时每刻都生活在亢奋中的。某些人之所以这样声嘶力竭的煎熬人民的神经,说明他们的心虚,也说明在他们的理论武库中,实在找不出任何行而上的东西来支持这个的合法性。也说明很多人的爱国,并不是发自内心的。

爱国没有什么了不起,爱国也不是无条件的。“我们爱国家,国家爱我们吗?”这个问题,应该每一个公民都应该、都有权理直气壮的提出的!爱国没有什么了不起,同时也意味著国家没有什么了不起!什么是国家?国家就是我花钱养著一批人,为我服务的,国家就是我花钱雇你为我办事的,国家是任何一个纳税人的奴仆。谁说奴仆是神圣的?我花钱养著你,你服务不好,让我过穷日子,还把我的钱放入你自己的腰包,甚至还践踏我的人权,我凭什么要爱你?国家利益不能成为侵犯个人利益的借口,也不能为了国家利益牺牲个人利益。

“没有国家,哪有小家”,这不对,国家只是手段,小家才是终极目的,国家是为小家服务的,国家是小家纳税养著的,应该说“没有小家,哪有国家”。我们看到的以国家利益为名,侵犯个人利益的事情太多太多了!这本身就是强盗行为,更何况以国家利益为名,行罪恶之实。在将来的民主国家,再也不能允许国家侵犯个人利益了。把国家也从神坛上拉下来,这是我们应该启蒙的重要内容,自由主义者的责任重大。需要一次人本主义的启蒙,需要人的解放。

中国从上个世纪70年代就提出现代化的口号,可中国最迫切需要的是“近代化”的进程。我为什么要提“近代化”呢?因为西方走出中世纪,进入现代社会,其中经历了伟大的启蒙运动,而这个时期在史学划分上,是属于“近代”。以人本主义为主要内容的大启蒙,从来没有在中国有过或者实现过。在中国的近代史上,我们总是出于国难当头的时刻,因此有人认为救亡压倒了启蒙。或者说救亡的迫切,必须唤醒民族主义,必须压抑个人意志和个人利益,必须使国家强大,因此,强国一直是中国人百年来的梦想。那些先驱们认为只有国家强大了,才能不被人欺负,因此,强国是压倒一切的任务,因此,不惜牺牲个人利益。

但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本末倒置的,第一,它忽略了强国的目的,强国的目的恰恰是为了人民过的更好;第二,只有人得到充分的解放,只有国家民主,人民自由,人权得到捍卫,才能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和潜能,经济才能发达,国家才能强大。因为百年来中国一直没有进行人本主义的启蒙,因此目前的当务之急是进行近代化,就是要进行民主、自由的教育,进行人权和人道主义的教育,也同时意味著把国家从神坛上拉下来,当然,也要把爱国从神坛上拉下来。

不要把爱国作为自己的口号和标志,爱国不是喊出来的,因此自由主义者爱国是不言自明的。我们应该旗帜鲜明的捍卫个人自由,个人权利,个人利益,旗帜鲜明的捍卫民主制度。我们爱国,但坚决屏弃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向来是落后国家和落后民族的专利。真正爱国是建立民主制度,捍卫人权,使人民过上自由的生活。

总之“爱国”不要搞成一剂精神鸦片!

活着,并且不撒谎

转自: 阮一峰的网络日志

作者: 阮一峰

日期: 2009年7月31日SolzhenitsynTIMEMagazine[1]

下个星期一(8月3日),是俄罗斯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索尔仁尼琴逝世一周年的日子。

为了表示纪念,我翻译了他的一篇著名文章《活着,并且不撒谎》(Live Not By Lies)。

该文写于1974年2月12日。写完后的当天,秘密警察就闯进他的公寓,将他逮捕,然后驱逐出境。这是他在苏联境内写下的最后文字。等到20多年后,他再回来的时候,苏联已经变成了俄罗斯。

我原以为此文很难翻译,但实际上很容易。早上6点起床后开始翻译,到午饭前已经全部译完了,真是顺利得出奇。

另外,为了避免可能的麻烦,再多说一句。

以下内容,仅供批判性学习。

Alexander Solzhenitsyn (December 11, 1918 – August 3, 2008)

========================

Live Not By Lies

活着,并且不撒谎

作者:[俄罗斯]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xander Solzhenitsyn

译者:阮一峰

原载1974年2月18日《华盛顿邮报》,A26版
At one time we dared not even to whisper. Now we write and read samizdat, and sometimes when we gather in the smoking room at the Science Institute we complain frankly to one another: What kind of tricks are they playing on us, and where are they dragging us? gratuitous boasting of cosmic achievements while there is poverty and destruction at home. Propping up remote, uncivilized regimes. Fanning up civil war. And we recklessly fostered Mao Tse-tung at our expense– and it will be we who are sent to war against him, and will have to go. Is there any way out? And they put on trial anybody they want and they put sane people in asylums–always they, and we are powerless.

有一段时间,我们不敢说话,只是偷偷地通过地下出版物交流思想。我们偶尔会聚在科学院的吸烟室,互相抱怨:“政府到底在玩什么把戏?到底想把我们怎样?”周围是铺天盖地的对全宇宙最高成就的吹嘘,而现实中的贫穷和堕落却随处可见。这个政府还扶植那些落后国家的傀儡政府,煽动内战。我们还傻乎乎地出钱,把毛泽东培育起来。最终,还是我们这些人被送上战场,去与他作战,他们逼着你去。我们有出路吗?他们想审判谁,就审判谁。他们把正常人关进疯人院。他们掌握一切,我们无能为力。

Things have almost reached rock bottom. A universal spiritual death has already touched us all, and physical death will soon flare up and consume us both and our children–but as before we still smile in a cowardly way and mumble without tounges tied. But what can we do to stop it? We haven’t the strength?

情况已经糟到不能再糟了。一场全面性的精神死亡,正降临到我们所有人头上。肉体的死亡很快也会来临,我们和我们的子孙都无路可逃。但是我们一如既往,还在怯弱地装出笑容,毫不费力地表示顺从。我们能够阻止这一切吗?我们真的没有力量吗?

We have been so hopelessly dehumanized that for today’s modest ration of food we are willing to abandon all our principles, our souls, and all the efforts of our predecessors and all opportunities for our descendants–but just don’t disturb our fragile existence. We lack staunchness, pride and enthusiasm. We don’t even fear universal nuclear death, and we don’t fear a third world war. We have already taken refuge in the crevices. We just fear acts of civil courage.

为了得到自己那份吃不饱的口粮,我们无可救药地就把人性抛弃了,把我们所有的原则、我们的灵魂、前人的所有抗争、后人的所有机会都抛弃了,只为了让自己能够可怜地生存下去。我们缺乏忠诚、自豪感和热忱。我们不害怕核武器,也不害怕第三次世界大战,我们已经是废墟中的难民了。我们只害怕作为一个公民,做出有勇气的行为。

We fear only to lag behind the herd and to take a step alone-and suddenly find ourselves without white bread, without heating gas and without a Moscow registration.

我们害怕落在人群的后面,走出自己独立的一步。我们害怕一夜之间就失去了面包、失去了暖气、失去了莫斯科的户口。

We have been indoctrinated in political courses, and in just the same way was fostered the idea to live comfortably, and all will be well for the rest of our lives. You can’t escape your environment and social conditions. Everyday life defines consciousness. What does it have to do with us? We can’t do anything about it?

我们一直在各种政治学习中被洗脑,一直被教导要活得顺从,你想要好好活着就要听话。个人无法逃脱他的时代和社会。每天的生活都在考验一个人的良知。他们想把我们怎么样?我们真的无能无力吗?

But we can–everything. But we lie to ourselves for assurance. And it is not they who are to blame for everything-we ourselves, only we. One can object: But actually toy can think anything you like. Gags have been stuffed into our mouths. Nobody wants to listen to us and nobody asks us. How can we force them to listen? It is impossible to change their minds.

不,我们可以的,可以做到每件事。但是为了不自找麻烦,我们宁愿对自己撒谎。该被谴责的人,不是他们,而是我们自己。但是,你能够做到反对,即使一个傀儡也能自由思想。我们的嘴被封住了,没人想听我们的意见,也没人来问我们。我们怎样才能强迫他们倾听我们的声音?改变他们的心意是不可能的。

It would be natural to vote them out of office-but there are not elections in our country. In the West people know about strikes and protest demonstrations-but we are too oppressed, and it is a horrible prospect for us: How can one suddenly renounce a job and take to the streets? Yet the other fatal paths probed during the past century by our bitter Russian history are, nevertheless, not for us, and truly we don’t need them.

在选举中,不把票投给他们是很自然的想法。但是我们的国家没有选举。在西方,人们可以罢工和上街抗议,但是在我们这里,这些是被镇压的。对我们来说,有些事情哪怕只是想一想,都很恐怖,要是一个人突然辞去工作,走上街头,会怎样?上个世纪,在俄罗斯苦难的历史中,人们尝试过其他更激进的道路,但是这些道路对我们不合适,我们真的不需要这些方法。

Now that the axes have done their work, when everything which was sown has sprouted anew, we can see that the young and presumptuous people who thought they would make out country just and happy through terror, bloody rebellion and civil war were themselves misled. No thanks, fathers of education! Now we know that infamous methods breed infamous results. Let our hands be clean!

靠斧头办事的年代已经过去了,现在的一切与以前完全不同了,只有那些少不更事和自以为是的人,才会以为通过恐怖主义可以达到目的。流血的暴动和内战都已经行不通了。如果有人还要教导我们这样做,我们只能说谢谢。现在我们知道,坏的方法只会导致坏的结果。请让我们保持清白!

The circle–is it closed? And is there really no way out? And is there only one thing left for us to do, to wait without taking action? Maybe something will happen by itself? It will never happen as long as we daily ack
nowledge, extol, and strengthen–and do not sever ourselves from–the most perceptible of its aspects: Lies.

出口是不是已经关上了?真的没有其他路出去吗?我们是不是只能眼睁睁地坐着不动?幻想美好的结果会自然而然地发生?只要我们日复一日地选择接受谎言、赞美谎言、加强谎言(而不是与它决裂),那么就不会有不一样的事情发生,生活就不会有任何不同。

When violence intrudes into peaceful life, its face glows with self-confidence, as if it were carrying a banner and shouting: “I am violence. Run away, make way for me–I will crush you.” But violence quickly grows old. And it has lost confidence in itself, and in order to maintain a respectable face it summons falsehood as its ally–since violence lays its ponderous paw not every day and not on every shoulder. It demands from us only obedience to lies and daily participation in lies–all loyalty lies in that.

起初,暴政刚刚出现的时候,它的脸上洋溢着自信,好像挥舞着旗帜,高喊:“我是暴政。滚开,为我让路。我将捏死你们。”但是,暴政很快就会衰老,对自己失去自信,为了维持脸面,它只好找到谎言作为同盟,因为它无力将可怕的爪牙每时每刻放在每个人的肩头。它要求我们服从谎言,要求我们永久性成为谎言的一份子。这就是它所要求的全部忠诚。

And the simplest and most accessible key to our self-neglected liberation lies right here: Personal non-participation in lies. Though lies conceal everything, though lies embrace everything, but not with any help from me.

要想找回我们自暴自弃的自由,最简单、最容易的方法就是,你作为个人绝不参与谎言。虽然谎言遮天蔽日,无处不在,但是休想从我这里得到支持。

This opens a breach in the imaginary encirclement caused by our inaction. It is the easiest thing to do for us, but the most devastating for the lies. Because when people renounce lies it simply cuts short their existence. Like an infection, they can exist only in a living organism.

只要我们不合作,铁筒一般的包围圈就有一个缺口。这是我们能做到的最简单的事情,但是对于谎言,却是最具有毁灭性。因为只要人们不说谎,谎言就无法存在。它就像一种传染病,只活在那些愿意说谎的人身上。

We do not exhort ourselves. We have not sufficiently matured to march into the squares and shout the truth our loud or to express aloud what we think. It’s not necessary.

我们并不做出激烈的举动。情况还没有成熟到,可以允许我们走上广场,大声喊出真相,或者大声表达我们的心声的地步。这样做是不必要的。

It’s dangerous. But let us refuse to say that which we do not think.

虽然有危险,但是让我们拒绝说出我们不认同的话。

This is our path, the easiest and most accessible one, which takes into account out inherent cowardice, already well rooted. And it is much easier–it’s dangerous even to say this–than the sort of civil disobedience which Gandhi advocated.

这就是我们的道路,最为简单易行,只需要我们重新审视内在的、已经植根于我们天性之中的怯弱就行了。它比甘地提倡的不合作主义,还要容易做到得多,虽然这样说并不可取。

Our path is to talk away from the gangrenous boundary. If we did not paste together the dead bones and scales of ideology, if we did not sew together the rotting rags, we would be astonished how quickly the lies would be rendered helpless and subside.

我们的道路,就是不说那些已经烂掉的东西。只要我们不把已经死亡的意识形态的骨骸重新拼起来,只要我们不把烂麻袋重新缝起来,我们就会看到,谎言枯萎和崩溃的速度是多么惊人。

That which should be naked would then really appear naked before the whole world.

让那些原来就该暴露的东西,赤裸裸地暴露在全世界面前。

So in our timidity, let each of us make a choice: Whether consciously, to remain a servant of falsehood–of course, it is not out of inclination, but to feed one’s family, that one raises his children in the spirit of lies–or to shrug off the lies and become an honest man worthy of respect both by one’s children and contemporaries.

虽然我们每个人都是胆怯的,但是让我们做出一个选择。要么你自觉地作为一个谎言的仆人(当然,这并非由于你赞成谎言,而是由于你要养家,你不得不在谎言之中把孩子们养大),要么你就脱掉谎言的外套,变成一个忠实于自己的人,得到你的孩子和同时代人的尊重。

And from that day onward he:

从今以后,你

* Will not henceforth write, sign, or print in any way a single phrase which in his opinion distorts the truth.

* 不以任何方式书写、签署、发表任何一句在你看来不是真话的句子。

* Will utter such a phrase neither in private conversation not in the presence of many people, neither on his own behalf not at the prompting of someone else, either in the role of agitator, teacher, educator, not in a theatrical role.

* 不在私下或公开场合,以宣传、指导、教授、文艺演出的形式,自己说出或鼓动他人说出,任何一句在你看来不是真话的句子。

* Will not depict, foster or broadcast a single idea which he can only see is false or a distortion of the truth whether it be in painting, sculpture, photography, technical science, or music.

* 不描述、培育、传播任何一个你认为是谎言或是歪曲真相的思想,不管它的形式是绘画、雕塑、摄影、科技、或者音乐。
* Will not cite out of context, either orally or written, a single quotation so as to please someone, to feather his own nest, to achieve success in his work, if he does not share completely the idea which is quoted, or if it does not accurately reflect the matter at issue.

* 不以口头或书面的形式,不为了个人利益或个人成功,引用任何一句取悦他人的话,除非你完全认同你所要引用的话,或者它确实准确反映了实情。

* Will not allow himself to be compelled to attend demonstrations or meetings if they are contrary to his desire or will, will neither take into hand not raise into the air a poster or slogan which he does not completely accept.

* 不参加任何违背你心意的集会或游行,也不举手赞同任何一个你不完全接受标语或口号。

* Will not raise his hand to vote for a proposal with which he does not sincerely sympathize, will vote neither openly nor secretly for a person whom he considers unworthy or of doubtful abilities.

* 不举手为任何一个你不真心支持的提议背书,不公开或秘密投票给任何一个你觉得不值得或怀疑其能力的人。
* Will not allow himself to be dragged to a meeting where there can be expected a forced or distorted discussion of a question.

* 不同意被拉去参加任何一场可能强奸民意或歪曲事实的讨论会。

* Will immediately talk out of a meeting, session, lecture, performance or film showing if he hears a speaker tell lies, or purvey ideological nonsense or shameless propaganda.

* 如果听到任何一个发言者公然说谎,或者传播意识形态垃圾和无耻的洗脑宣传,你应当立即退出该会议、讲座、演出、或者电影放映场合。

* Will not subscribe to or buy a newspaper or magazine in which information is distorted and primary facts are concealed.

* 不订阅或购买任何歪曲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报纸或杂志。

Of course we have not listed all of the possible and necessary deviations
from falsehood. But a person who purifies himself will easily distinguish other instances with his purified outlook.

当然,我们不可能罗列全所有可能的和现实中的谎言的变种。但是,一个纯洁地活着的人,应该可以很容易的看出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

No, it will not be the same for everybody at first. Some, at first, will lose their jobs. For young people who want to live with truth, this will, in the beginning, complicate their young lives very much, because the required recitations are stuffed with lies, and it is necessary to make a choice.

如果你这样选择,那么从一开始,你的生活就将发生巨变。对于某些人来说,他们很快就会失去工作。对于那些想寻找真相的年轻人,他们的青春岁月很快就将变得非常坎坷,因为要求背诵的内容中充满了谎言,你不得不做出选择。

But there are no loopholes for anybody who wants to be honest. On any given day any one of us will be confronted with at least one of the above-mentioned choices even in the most secure of the technical sciences. Either truth or falsehood: Toward spiritual independence or toward spiritual servitude.

对于所有那些想要诚实生活的人,是没有第三条路的。任何一天,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面临着至少一种上述选择,即使是在最没有意识形态色彩的科技领域也是如此。要么选择真相,要么选择谎言,要么选择精神的独立,要么选择精神的奴役。

And he who is not sufficiently courageous even to defend his soul- don’t let him be proud of his “progressive” views,and don’t let him boast that he is an academician or a people’s artist, a merited figure, or a general–let him say to himself: I am in the herd, and a coward. It’s all the same to me as long as I’m fed and warm.

任何一个胆小到不敢捍卫自己灵魂的人,就不配说自己有“进步的”观点,就不配自称为学者、艺术家、将军、或者其他尊称。他只能对自己说:“我是一个听话的人,我是一个懦夫。只要能够吃饱穿暖,让我说什么做什么都可以。”

Even this path, which is the most modest of all paths of resistance, will not be easy for us. But it is much easier than self-immolation or a hunger strike: The flames will not envelope your body, your eyeballs, will not burst from the heat, and brown bread and clean water will always be available to your family.

即使这样一种反抗是所有反抗中最轻微的,也是很不容易做到的。但是,它还是比自我牺牲或者绝食要容易得多,你的身体和你的眼睛不会受到伤害,你家不会被断暖气,也不会被切断面包和清洁的饮用水的供应。

A great people of Europe, the Czhechoslovaks, whom we betrayed and deceived: Haven’t they shown us how a vulnerable breast can stand up even against tanks if there is a worthy heart within it?

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是欧洲伟大的人民,我们背叛和欺骗了他们。他们向我们证明了,只要有一颗勇敢的心,即使最柔弱的躯体,也是能够站起来对抗坦克的。(译注:此处指1968年的布拉克之春。)

You say it will not be easy? But it will be easiest of all possible resources. It will not be an easy choice for a body, but it is only one for a soul. No, it is not an easy path. But there are already people, even dozens of them, who over the years have maintained all these points and live by the truth.

你说这样做很困难?但它是所有可能的方法中最容易的一种。对于你的肉体,这不是一个容易的选择;但是对于你的灵魂,这是唯一的选择。已经有这样的人,数量甚至已经达到了几十个,他们已经坚持上面的标准许多年,只说真话而活着。

So you will not be the first to take this path, but will join those who have already taken it. This path will be easier and shorter for all of us if we take it by mutual efforts and in close rank. If there are thousands of us, they will not be able to do anything with us. If there are tens of thousands of us, then we would not even recognize our country.

所以,你不是第一个采用这种方法的人,你将成为已经这样做的人们中的一员。如果我们共同努力,密切合作,这条道路将变得更容易和更短一些,对我们所有人都是如此。如果这样的人达到了几千个,他们就对我们无计可施。如果这样的人达到了几万个,那么我们将发现我们的国家变得完全不一样了。

If we are too frightened, then we should stop complaining that someone is suffocating us. We ourselves are doing it. let us then bow down even more, let us wait, and our brothers the biologists will help to bring nearer the day when they are able to read our thoughts are worthless and hopeless.

如果我们被吓破了胆,那么我们就不要再抱怨,别人在压迫我们,是我们自己在这样做。我们只好弯下腰等着,让生物学家把我们的猴子兄弟变得更进化一些,等到那一天,它们可以读懂我们的思想是多么的没有价值和没有希望。

And if we get cold feet, even taking this step, then we are worthless and hopeless, and the scorn of Pushkin should be directed to us:

如果我们临阵退缩,连不参与撒谎都不敢做,那么我们就是没有价值和没有希望的。普希金的讽刺用在我们头上正合适:

“Why should cattle have the gifts of freedom?

“为什么要给畜牲自由?”

“Their heritage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is the belled yoke and the lash.”

“它们一代代的命运就是套上枷锁,接受鞭挞。”

(完)

你胜利了:Google退出中国

Google正式宣布,Google不想继续对Google.cn的搜索结果进行审查,并将在接下来的几周内与中国政府进行探讨,如何让Google.cn在不进行审查过滤的前提下合法地运营,如果做不到这些,Google将考虑关闭Google.cn,甚至是它的所有中国办公室。

对Google来说,这是个艰难的决定。对我来说,这是个杯具的结局。我的大部分在线生活都依托于Google。我使用Google搜索,用Google Reader阅读我订阅的大量内容,用Google Docs处理所有办公文档,用Picasa处理照片并进行地理标注……所有这一切,都没有任何可替代的第三方工具。且不说还有大量的中国企业,比如阿里巴巴,需要依赖Google的搜索和广告进行全球营销。

我也知道,在过去四年中,Google一直都存在退出中国的可能,李开复像个救火队员一样穿梭斡旋过很多次。今天的结果,大概是Google在对中国业务做了全面评估之后,做出的一个无可奈何的决定。对中国政府来说,既然你需要中国这个市场,你就得听我的招呼。但对Google来说,它更愿意玩一个规则透明的游戏。况且,过去四年动辄得咎的现状,也让Google明白,预期的商业利益,将始终受到严格的限制。而黑箱式的搜索结果屏蔽和妥协,却让它不得不承担越来越大的道义压力。

对我来说,Google是全球最好的知识管理工具和生产力工具,但中国的监管当局并不这么看,意识形态是他们更加关心的东西。我相信,Google的这份摊牌声明,也会被看做一种意识形态的胜利。在未来的岁月中,我可能不得不费更大的力气去访问那些我已经无法离开的Google工具,这是我必须承受的后果。

YouTube、Facebook、Twitter、Blogger、WordPress、Google……全世界最好的网站和服务,一个个远离中国,可能是我们这个时代作为中国人最大的悲哀。

李彦宏曾说,5年后,大家可能很难看到Google了。我相信,他并不希望看到Google以今天的方式退出中国。与优秀选手同场竞技是一件幸事,尤其是在技术驱动的互联网市场上,Goolge一直都是技术的神。缺少高手的中国互联网,大概只能算是一个国域网,竞争可能会更加黑箱,更加上不得台面。有志向、有追求的中国网民,现在必须更加勤奋地苦练艹 W@LL 技术,以良好的状态,回到未来,回到《1984》

我喜欢柴静,可惜她只是个花瓶。

柴静在首届首都女记协演讲大赛上获得了特等奖。

这是她的演讲: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aRmia8XXsRQ

每次听她的演讲,每次看她的演讲稿,我都能够感到充满了力量。

 

这是她的演讲稿:

   

   十年前在从拉萨飞回北京的飞机上,我的身边坐了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她是三十年前去援藏的,这是她第一次因为治病而离开北京. 下了飞机下很大的雨,我把她送到北京一个旅店里。过了一个星期我去看她,她说她的病已经确诊了,是胃癌的晚期,然后她指了一下床上有一个箱子,她说如果我回不去的话你帮我保存这个。那是她三十年当中,走遍西藏各地,跟各种人官员,汉人,喇嘛,三陪女交谈的记录。她没有任何职业身份,也知道这些东西不能发表,她只是说,一百年之后,如果有人看到的话,会知道今天的西藏发生了什么。这个人姓熊,拉萨一中的女教师。

   五年前,我采访了一个人,这个人在火车上买了一瓶一块五毛钱的水,然后他问列车员要发票,列车员乐了,说:“我们火车上自古就没有发票”。然后这个人把铁道部告上了法庭,他说:“人们在强大的力量面前,总是选择服从,今天如果我们放弃了一块五毛钱的发票,明天我们就可能放弃我们的土地权,财产权,和生命的安全。权利如果不用来争取的话,权利就只是一张纸。”,他后来赢了这场官司,我以为他会和铁道部结下梁子,结果他上了火车之后,在餐车要了一份饭,列车长亲自把这份饭菜端到她的面前说,还是吃完之后我再给您送过来。我问他你靠什么赢得尊重,我靠为我的权利所作的斗争。这个人叫郝劲松,三十四岁的律师。

   去年我认识一个人,我们在一起吃饭,这个六十多岁的男人,说起来丰台区一所民工小学被拆迁的事儿,他说所有的孩子靠在墙上哭。说到这儿的时候他也动感情了,然后他从裤兜里面掏出来一块皱皱巴巴的蓝布手绢,擦擦眼睛。这个人十八岁的时候当大队的出纳,后来当教授,当官员。他说他所有做这些事的目的,是为了想给农民做一点事。他在我的采访中说到,说征地问题,给农民的不是价格,只是补偿,这个分配机制极不合理,这个问题不仅出在土地管理法,还处在1982年的宪法修正案。在审这期节目的时候我的领导说了一句话,说这个人说的再尖锐,我们也能播。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他特别真诚。这个人叫陈锡文,中央财经领导办公室主任。

   七年前,我问过一个老人,我说你的一生也经历了很多的挫折,你靠什么来保持你年轻时候的情怀,他跟我讲有一年他去河北视察,没有走当地安排的路线,然后他在路边发现了一个老农民,旁边放了一副棺材,他就下车去看,那个老农民因为太穷了,没钱治病,就把自己的棺材板拿出来卖。这个老人就给了他五百块钱让他回家,他说我给你讲这个故事的目的是告诉你,中国大地上的事情是无穷无尽的,不要在乎一城一池的得失,要执着。这个人叫温家宝,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

 

   一个国家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构成的,她由这些人创造,并且决定。只有一个国家拥有那些能够寻求真理的人,能够独立思考的人,能够记录真实的人,能够不计利害为这片土地付出的人,能够去捍卫自己宪法权利的人,能够知道世界并不完美但仍不言乏力,不言放弃的人,只有一个国家拥有这样的头脑和灵魂,我们才能说我们为祖国骄傲。只有一个国家能够尊重这样的头脑和灵魂,我们才能说我们有信心让明天更好。

雨荷前传

华丽丽的友情提示又出现了:

友情提示,由于本文含有大量很熟很潮湿的内容,可能会引起您的不适,请卫道士绕道行驶,您可以点击右上角的“找回你曾经的奸情”,小盆友们选择收看,粪青们自行闭嘴,成年人赶快收藏。勿喷,自重!

 

——–华丽丽的分割线—————

 

 

皇上,您还记得吗。 

你可还记得当时你我皆年少,您骑着一匹黑骏马,薄薄的青衫在风中飞舞。您是那样的气宇轩昂,引得奴家驻足观望。或许是我手中的荷吸引了您的视线?您对定我笑了一个,在四月济南飘漾的浮尘中,奴家迷失在那一个笑涡。

 

皇上,您还记得吗。 
 
还记得您从飘漾着浮尘的济南府打马而过,奴家定定地站了片刻,还是继续到我的大明湖畔采荷。天公不作美,雷声震震,大雨瓢泼。我躲进湖畔的小草亭,诅咒着这该死的天气,却不想,您会再次进入我的视野。 

 

您走近我,我已经紧张到无法开口言说。挑起我的下巴,您问我:告诉朕,你的名字? 
奴家挣扎了一下,尚未开口,您已经凑近去闻奴家手中的花,说:嗯,好一朵雨中的荷。 

 

好的皇上,就从那一刻起,奴家的名字,就叫雨荷

 

江南太远,皇上您只爱济南。

 

“只要一湖清水,一抹微风,天为帷帐地为床,我们在乎那么多干嘛。对么,雨荷?” 

“皇上,奴家果然没有看错~~”

“可惜贱人们总喜欢偷窥。”

“不皇上,那些贱人的偷窥只会增加我们的情趣。”

 

唉,难道所有故事的开头,都是如此的温暖而温馨,忧伤而忧郁么?

唉,难道所有故事的结局,都是那么的始乱而终弃,无语而凝噎么?

 

皇上,那天您要离开,您对我说: 雨荷,等着朕,朕会派人,从宫里抬着小轿来接你的。

我希望朕的女儿将来可以做一个自食其力的女人 那就叫她夏自慰吧。

 

可是,一天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一年,三年,十八年都过去了。 

奴家等阿盼阿,只盼到有一夜,皇上您进到雨荷的梦乡,向雨荷说了八个字:

雨荷,认真你就输了。

 

是啊,我输了,我用我的青春作为赌注,输了你,我输了全部。

 

皇上,您还记得大明湖畔的夏雨荷吗?

 

——-45度角忧伤得肉牛碗面的分割线———

 

上次我上人人,突然蹦出一个窗口,很熟很潮湿,我赶快给分享了!

难得转发:(柴静老师)掌声—-《网瘾之戒》采访手记

《南方都市报》 

                                        一

我从来没听过那样高强度的掌声。

我们在临沂网戒中心调查电击治网瘾,走进课堂的时候,所有穿迷彩服的网瘾治疗者和家长都起立鼓掌。

“请第一排就坐”杨医生对我们做了个手势,空空荡荡的第一排,名牌上写好了我们几个的名字。

我们想退到边上。

掌声骤然高起来了,杨医生笑容满面地看着我们。

这样的掌声持续了五六分钟,频率和强度没有任何变化,直到我们落座,杨医生手一挥,嘎然而止。

当天的课程是点评受治者的不当表现。

一个女孩被点评的原因是她父母上报了她“跟父亲顶嘴”

点评的内容是,杨医生问“你父母学过心理学吗?”
“没有”

“你当父母知道怎么当吗?”
“不知道”

“那你要不要对你爸爸表达一下你这种愧疚的心理?

“爸爸,对不起!”

 “你要不要走近他面对面的对他说”

 女孩僵着。

杨医生说“盟友们给她点勇气”

又是那种整齐划一不会停下来的掌声。

在掌声里那女孩走过去了,抱住了父亲,哭了。她的手松松地垂在父亲腰后。这段点评就这样结束了。

我采访她时,她和任何一个我在中心采访的孩子的回答都一字不差,“不怎么疼,就象针灸一样”“不超过5毫安”“疼可以让人清醒”“我认识到自己错了”

我打算就这样结束采访的时候,她的眼泪流下来了。我下意识地问她“你为什么痛苦?”
“我没有”
“为什么哭呢”
“我没有”她的脸很平静,声音也没有一丝抖动,只是眼泪顺着脸流下来。

“你在流眼泪”

“没有”她的眼泪已经流到腮帮上了,一大滴一大滴地落在裤子上“我愿意留在这儿”。

在这里,“挑战杨叔模式”被写在八十六条规定中,违反的人会被“点现钱”—也就是被电击。

 

这场点评课的最后场面,是杨医生问“盟友们要怎么向父母表示一下呢?”

所有人立刻站起,奔向各自父母,搂着,下跪。他们大都栽在父母怀里大声号哭,看不清表情。母亲们一般都哭了。

然后有一个光头小伙子一个转身,向杨医生跪下,然后抱着他的腿。带着震天的哭腔喊“谢谢杨叔”

再然后是几十个家长和孩子都跪下了,趴在地上。

电视里这个段落没有声音,实际上,他们当时都在喊,喊的是同一句话“谢谢杨叔”

小伙子们的头在水泥地上碰得咣咣作响。

已经第七次被送入院的谢乾谢坤兄弟两人,抢在了最前面,一边一个搂住他,声音压过了所有人“杨叔我对不起你……”

杨医生也搂住他们,仰脸向天,高声哭。

我以为这是一次偶然事件,后来有一次课上,听杨医生在镜头面前问“这个中心被跪的最多的是谁?”

“杨叔”所有人都背着手坐着,整齐划一地说。

“为什么要给杨叔下跪?”

我以为这类开放型问题会让大家愣一下,或者发出嘈杂的声音,但是没有,所有人的声音没有任何迟疑“感恩”

“我觉得很值,我觉得很激动”杨医生对我说。

“很多人说他们在伪装?”

“这种行为能够装一辈子是不是也很好”他说。

她说,去中心的当天,她儿子是被穿着三脚裤,按在地下,被捆上,抬出去的,下楼的时候,所有的邻居都站在外面看着。

到了中心,他被拉进治疗室电击。
“从那之后他再也不相信我了”她说“我的心都碎了”

但父亲很高兴,因为在中心,儿子每天给他洗袜子。这是纪律。如果违背了父母的意志,在中心,父母可以上报。

儿子和盟友蹲在地上吃一只西瓜。父亲要吃,儿子说“你可以自己拿”

他认为儿子不尊敬他,去上报了。第二天,儿子被电击。

“后来就仇恨他”女人低头说。

父亲说“送进去就好了”

“如果他在里面只是因为对仪器的恐惧而顺从,这是真正的改变吗?”

“他要能恐惧一辈子也未必是坏事”他说。

女人蹭地站起身,说“不谈了,还再恐惧?再恐惧就变态了……”

她丈夫被我们劝到另一个房间后,她说,儿子拿了一把水果刀,说谁再把他送去,他就杀了自己。

课堂结束的时候,杨医生拿支话筒笑眯眯看着我。

“请柴老师给我们说两句”

我想走,但是掌声已经起来了,而且听上去永远不会停止。

立刻就有两位家长一左一右上来要搀扶我了。

最后那段现场的提问,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拍摄的。

我向家长们提问:

“因为以前过于忙自己的事情而不顾及孩子的请举一下手!”

“因为夫妻之间的关系不好而发泄在孩子身上的请举一下手!”

“在以往有过不尊重孩子的独立人格,在言语当中刺伤孩子的这样的行为经常有的,请举一下手!”

……

 “认为孩子是属于自己的,所以可以随意支配的,请举一下手!”

我转身向孩子。

 “认为自己曾经因为跟父母的关系而受到伤害,并且比较严重的,请举一下手!”

“曾经在家庭当中遇到过暴力的,请举一下手!”

“认为自己在家庭当中非常孤独的,请举一下手!”

“……”

“有过自杀念头的,请举一下手!”

 “认为出现在自己身上的网瘾跟家庭当中存在的问题有关的,请举一下手!”

 你可以在电视上看到那些每个问题后丛林的一样的手臂。

在所有的回答结束之后,杨医生再出声之前,中间有一段小小的沉默,在这个课堂上很少被听见的沉默。

 

 

转自柴静的博客   相关视频  请问Google

扼住信息的咽喉

      中国互联网并不是完全持久的互联网,很多内容可能一瞬间就会因为或这或哪的原因消失了。但是,不同于纸张,字节是容易被复制的,因此可以说没有任何网页是可以被删除的,因为在删除前很可能已经被复制和传播了。


 

或许朝鲜的做法是对的,它至今仍然没开放互联网,没有互联网的世界是和平的,因为这里面有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你很难接收到其它内容,甚至几乎不可能接收到其它的价值观。

以往的传播方式都是1.0的,很容易控制,这包括:

1、报刊

2、电视

3、广播

4、宣传

      这4种信息传播的渠道都是中心化的,只要扼住中心的喉咙,信息就无法散射出去

在这种形式下,非主流价值的消息只能通过人传人的方式地下传播,在传播速度和广度上都大打折扣。

     因此在传播1.0的世界里,任何东西都是可以被有权力的一方消灭,这里要动用的人力物力都是相对较少的

    但是,如果不小心打开了互联网的大门,管理就变得混乱了。互联网让世界变得更平坦,信息不对称被削弱,权力无法真正扼住信息传播的全部渠道。

    如果不能用较少的人力完成一件事,那就加大人力投入吧!这是一个冷笑话的逻辑,但显然他们的确这样做了。当然,在经济危机下,这是缓解就业压力的一种措施。

    因为2.0方式的传播是去中心化的,每个网站都可以成为一个细小的中心,“大中心”不复存在,如果继续用1.0的思想来管理2.0的信息传播,那结果是很容易猜到的:由上至下管理人员越来越多,参差不齐,但依然无法真正做到1.0对1.0的效果。

 

    这只能怪这个该死的互联网,互联网让有关部门感到头疼,出台一个又一个政策,搞得人心惶惶.

    你看,互联网是多么邪恶啊!

    一次又一次的反低俗,一个又一个的绿坝,借口。